莫斯科的酷儿空间与荣辱 | 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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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
全文 16891 字,预计阅读时间:33 分钟






莫斯科的酷儿空间与荣辱

标题:Queer Space, Pride, and Shame in Moscow
作者:Francesca Stella
译者:艾瑞亚 泽弗尔
校对:赛尔玛 哀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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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研究文献中,后苏联时代的莫斯科被归类为新兴全球城市,主要归结为莫斯科日趋融入全球经济格局。作为俄罗斯首都,俄罗斯一方面担当着俄罗斯及前苏联地区的国际商务门户,另一方面发挥着行政和政治中心的优势。[1] 因而研究莫斯科的全球城市性质,人们往往关注莫斯科作为紧密连接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而少有涉及它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的定位,也甚少提及如何管理这一城市的文化多样性。[2] 然而,大力扶植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政策,才是“包容开放态度”的象征,才是成功全球城市的关键特征。[3] 确实,积极培育文化多样性以积累文化资本这一举措,在全球城市的文献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文化多样性,以后殖民主义移民浪潮为根,以亚文化空间的公开表达为基,彰显着其全球化城市的独特身份。这一身份经过精心的包装推广,城市的国际形象日益鲜明,国际城市也作为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吸引着大批游客,即文化消费者。[4] 
本文透过文化多样性和世界主义,考查莫斯科被视为全球城市的概念,尤其关注俄罗斯首都中酷儿空间的表达——文中的酷儿空间特指由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LGBT)亚文化社群暂时或永久占据的空间。[5] 莫斯科的不同LGBT社群是如何像其它少数群体一样“在城市里开创独属空间、打造小众市场,讨论如何公开表达和平权”,以及内部群体间是如何呈现差异的,这些都引起了我的兴趣。[6] 我关注的主题是公开发声,而不是平权,所以从探究莫斯科的各类酷儿空间的构建与意识出发。首先,基于一项俄罗斯都市女同性恋认同和日常空间的民族志研究(2004-2005),我考查了居住在首都当地还有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省府城市的同性恋、双性恋女性对于莫斯科在文化多样性和酷儿友好性两方面的认识,也调查了莫斯科的酷儿空间的地理状况和相对公开度。民族志的数据有助于组织一年一度的莫斯科骄傲节(2006至今)如何表达酷儿空间。它明确地将酷儿占用城市空间变得政治化,给予这项游行在国内外空前的公开性和媒体曝光度。
莫斯科骄傲节曾多次受到莫斯科当局的禁止和恐同暴力的破坏,这种敌意占有上风的反应展现了俄罗斯首都“欧洲最不同志友好城市之一”的特质,也因此将非世界化地区的形象暴露无遗。[7] 这条禁令凸显了俄罗斯国内的体制化恐同程度,也不难看出俄罗斯骄傲游行与敌对势力的针锋相对,比如酷儿活动家在性方面的自由主义与地方当局在性方面的原教旨主义形成了对立。也因此,对于莫斯科的酷儿空间的整体分析使得公开度成为有力的破题思路,也反映了通过争取公开度、一味鼓吹国际盛行但国内支持甚少的政治策略是行不通的。本文批判性地考查了莫斯科骄傲节中酷儿公开度这个观念。它以“推定的世界性对象”的名义出现,它的国际影响力是全球化浪潮中的衍生物,也是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正义的进步标志,但是在特定的区域中,“它的解读及其在社会行动的世界框架下的运用”无法保证。[8]

世界主义和酷儿空间:观察莫斯科
世界主义在本文的定义为,从对多样性的开放和尊重出发,摒弃亲属、当地社群、国别的特殊连接,接纳多元主义和文化包容性为普世价值的一条“与世界相联系的途径”。[9] 世界主义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积极的一面,因为全球化所营造的“时空压缩”不仅仅给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创造了机遇,也为借助跨国机构和社会运动的民主价值传播开辟了新空间。[10] 另外,城市,因其多样性承载,成为历来拥有世界化特权的区域,并且多元文化多样性成为文化资本的一种表征,与其积极的互动也成为一个全球化外向城市的关键特征。
格达尼克(CordulaGdaniec)指出,尽管城市都是多文化和多样化的,但不是每个地方都积极地对待这种多样性:比如莫斯科的态度就和其他欧洲城市(比如柏林)不同,当地行政机构并不愿意推进文化多样性这种资源,即使它可以用于助力城市的政治经济影响力。[11] 格达尼克的研究表明了少数族群是如何在后苏联时代的莫斯科与当局剑拔弩张:苏联时代的莫斯科,曾力图打造多元文化的形象,作为象征多民族和国际主义国家的首都。但是现在它越来越被构建为一个“斯拉夫”式和俄罗斯式的城市,刻意的文化包容姿态,也与体制化偏见的存在以及种族主义犯罪激增的事实自相矛盾。[12] 格达尼克的洞察引发了人们对世界主义是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一观点的批判。
格达尼克同时也强调了西欧城市和俄罗斯城市的区别。对于前者,多元文化主义是政策主流、文化多样性作为文化资本进行市场化;而对于后者,至今为止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功实现推进文化多样性的政策。[13] 其他学者尽管对世界主义总是进步力量的假设持批判态度,但还是力求推进对“不同者”的接触和接受。例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有一番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通过商品化和消费行为,只是浅显地与文化差异性进行互动,而没有从从根本上触动社会的排他性。[14] 虽然格达尼克列出的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对于多元文化政策有不同的体制的态度,但是所有城市也都在对待多样性和平等性的问题上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这些问题即使在“西方”城市也远没有得到解决。
本文涉及了“性的世界主义”这个观念,特指为“意识到并乐意与文化内外的人类性多元性共存”。[15] 对于城市生活、酷儿空间、世界主义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它们大多关注的是西方的大都市地区,而忽略了来自其他省会城市还有非西方城市的视角。[16] 这一观点与研究东欧及前苏联的后社会主义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强调了对理论框架的掌握有所缺乏。这个理论框架,根本上说,主要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经验和基于一些理论概念的价值取向特征的。比如像“过渡”“民主”这样的概念,它们自成体系--“世界主义”也适用于这套体系。[17] 基于以上假定,我并非打算评估莫斯科的官方文件是否符合其他西方城市宣称的世界主义;而是通过实证研究来质疑理论中的民族中心假设,通过考查莫斯科的酷儿空间,将其理解为一种推定的世界性对象,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因素分别在全球、全国、本地等各个层次建构与认知的。
我关注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酷儿空间:“场景”,可以理解成面向LGBT客户的、由商业场所和社区组织构成的松散群体,以及非正式的酷儿社交地点;骄傲节事件,可以理解成LGBT社区在城市空间中进行的短暂但高强度的公开发声及政治化征用。这两种类型可以理解为“推定的世界性对象”在两个方面的体现。首先,TA们在城市中的公开现身,在酷儿空间与城市化的文献中被广泛的描述为对性的“不同者”的开放和接受,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姿态;[18] 在这个意义上,“同志文化”在城市空间的生产消费中占据了一个世界性的轴心角色。[19] 其次,二者都可以解读为酷儿消费和酷儿政治的可识别化国际扩散形式的实例,也就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称之为“全球酷儿化”的一种文化全球化的实例。[20]  “场景”空间和骄傲节都是“推定的世界性对象”和国际醒目性。莫兰(Leslie Moran)和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注意到,在西方城市中,在中产阶级城市的中心地带存在公开领地化的酷儿空间,并且赋予了政治意味,比如“同志村”便是广为人知的酷儿公共空间合法化的例证。[21] 正如瓦伦丁(GillValentine)指出,骄傲节被设想为“集体出柜”,并以获取外界认可与挑战社会偏见的策略为出发点。[22] 骄傲游行从最初70年代美国的抗议游行示威,演变为如今很多西方城市中张扬世界主义的街头派对。[23] 但是在俄罗斯仍对酷儿公开表达是否应视为社会解放和社会包容性存有疑虑。新兴的同性恋公开表达引发了新一轮焦虑潮,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和国家认同面临的危机与定义重商相互纠缠起来。[24] 酷儿公开可见度是否会对俄罗斯社会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担忧愈来愈突出。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下,酷儿可见度与放纵的性“风气”、道德滑坡、西方势力渗透密不可分。确实,巴尔(Brian Baer)一针见血的指出,“‘全球同志’成为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简易象征,包括西方价值观(公然言性、非生殖的性行为、消费主义)和西方政治概念(宽容、多样性、公民权利)的侵蚀”。[25] 对酷儿公开性的保守化反击,从2000年代就早期开始酝酿,而到最近产生的一个结果则是四个州立法反对“宣传同性恋”(2006年梁赞州、2011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州、2012年圣彼得堡州和新西伯利亚州)。[26] 更让人担心的是,联邦杜马下议院收到全国推广“反同宣传”法案的提议,而在2013年1月的宣读中,该法案获得高票通过(338-1)。尽管这个草案仍需两次杜马下议院宣读并经上议院同意以后才能落实为法律,但此法案施最终实施的可能性很高。[27] 这次保守转向与威权主义复苏和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反西方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本文第二部分研究的主题。
莫斯科同志骄傲节自2005年首次策划以来,便一直处于争论酷儿公开性和少数群体权利合法性的风头浪尖;莫斯科骄傲节的确从根本上改变了酷儿如何公共表达及公开行动的发声方式,不仅是在首都,辐射更广的地域。对于争论酷儿空间、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来说,莫斯科是个很有趣的探索焦点,因为它在所有俄罗斯城市中,是最国际化的,也是最“民族化”的。兰普顿(Vanessa Rampton)和马圭尔(Muireann Maguire)写到,“中心”与“边缘”之争向来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发展与国际角色上的讨论焦点;讨论有两个维度,“一方面莫斯科作为引导价值的的行政首都,对国内‘不合范的边缘价值’拥有绝对主导力,另一方面俄罗斯相较文明中心的西欧和美国,又具有‘边缘性’特质”。[28] 这些经典的讨论解释了莫斯科的特殊性,因为它既是国家的中心,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政体的象征中心,同时它作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全球城市,与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城市因经济发展、生活水准、引导文化潮流的核心角色有所不同。

骄傲节之前的酷儿莫斯科
同性恋与双性恋女性对莫斯科的认知
在我对俄罗斯城市女同性恋的认同和空间研究中,莫斯科与其他地方的同性恋及双性恋女眼中,可谓是特立独行。如果我们将世界性理解成“对一切固定的、狭隘的、尤其是民族性事物的对立面”的话,那么首都与其他城市相比,更为充满活力,也更加世界化。[29]莫斯科的特殊性在采访中表露无遗,因为过半的莫斯科受访者都是从其他城镇移居而来。其中很多人明确提到移居的原因,也比较了在不同城市环境下的生活体验。[30] 斯韦塔(Sveta)是一位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年轻女性,两年前搬到了莫斯科。她说,莫斯科的生活让她和伴侣的同性情侣生活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隐私性。之前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时两人就已经同居,但由于家庭逼她们分手,两人承受着很大压力;而且由于她的家庭在城里为人所共知,让她觉得一直处于被仔细观察中:“的确,(在莫斯科这边)轻松很多。在乌里扬诺夫斯克这种小城市大家都互相认识,你就会引人注意。在那里,我父母、兄弟、亲戚的工作颇有声望,大家很好奇我和谁同居、和谁同床共枕。在这里没人想知道这些。这么想的话,这边的生活轻松很多。”
尽管斯韦塔强调,决定移居是为了事业前途,而不是为了逃离恐同及被窥视的环境,她也谈到作为女同性恋,搬到莫斯科带来了低调和匿名的附带好处。斯韦塔的经历与其他受访者也产生了共鸣。她们承认搬到莫斯科带来了更多匿名性,相较于家乡的城镇,她们更加低调、不显眼,更不担心遭到窥视。她们也提到莫斯科的文化多样性更公开显眼。市中心是青年人活动团地的一贯聚集地,那里的多样性让她们的融入变得更容易。
然而,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主要是莫斯科庞大且繁忙生活的衍生产物,而不是人们对“世界化”倾向怀有更开放态度的反映。在九十年代中期从车里雅宾斯克州搬到莫斯科的加利亚(Galia)认为,多样性的熏陶可能让人更冷漠,而不会对性“不同者”持有更友善的态度。
在莫斯科生活更轻松,因为那里有更多机会、更多活动,人们对他人也更冷漠。在其他地区,人们不会这么冷漠,邻里的意见是很有分量的。刻板印象举足轻重。在莫斯科虽然更轻松了,但是也没有老师会出柜。不同之处是冷漠,而非宽容。在莫斯科,人们的精力都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上,工作、赚钱、养家,而在其他地方公众舆论很强势。[...] 我觉得莫斯科的不同之处就是人们互相之间都保持距离,这一点和欧美有些相近。人们接受(同性恋)这一点只是因为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并不是认为它和异性恋有平等的价值。
按照加利亚的说法,尽管和其他城市相比,莫斯科总体而言要相对安全和宽容,但是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也并“非出柜不可”;相反,这种安全和个人的舒适是通过匿名性和私人空间界限的设定和维护而达到的。[31] 她也提到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方非常不同,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更像“西方”(欧美)。[32]
有一些女性谈到莫斯科在生活方式和居民特点上的独特性,比如加西亚; 一些人更明确地将其联系到了市内出现的相对公开的同性恋亚文化空间。这种发展相对充分的同性恋场景的显现是这个首都的魅力的一部分,也是外地女性来到莫斯科的一个原因。像同性恋档案馆(Lesbian and Gay Archive),还有Udar迪斯科的lesbian club nights这样的社区组织,就成为了外地游客来莫斯科时要参观的景点。这样的地方对她们来说是广为所知的。另外,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酷儿tusovka的女性也知道莫斯科的拉拉社区和商业空间,其中有些人还会利用旅行或出差的机会参观这些地方。本地的同性恋tusovka缺乏公共空间,这与更“文明”的大城市可以提供的一系列社交机会形成了对比,莫斯科常被当做后者提及。Margarita提到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完全没有社区组织来发起争取LGBT权利的运动,莫斯科在这一点上就很不一样,感觉“几乎是在国外一样[pochti chto zagranitsu]”。她也说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她能够买到拉拉主题的书籍和影片,这些都是乌里扬诺夫斯克没有的:“在莫斯科我找到了一本书叫Moskva, stantsiia Lesbos [莫斯科:蕾丝边的地下驻地];是在书店找到的。我和女朋友进去问,你们有拉拉主题的书吗?”[33] 
莫斯科给这些女性留下的好印象似乎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同性恋消费文化的汇集地,一个有更多机会与志趣相投的女性社交的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莫斯科在她们认识当中是比其他城市和农村更“进步”也更世界化的:这种酷儿亚文化空间的出现让她们能够逃离异性恋主流生活方式的压力,将莫斯科重新理解为能够拥有归属感和自由的地方。然而,这种额外的自由只是因为她们能够低调地以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身份生活,以及在大城市中生活拥有更多的匿名性和隐私性。它并不是因为莫斯科居民自身对性的多元化持有更“进步”和更“世界化”的态度。

定位莫斯科的酷儿空间
大量关于世界化同性恋空间中的生产消费的文献都关注非常公开的、有固定领地的“同志场所”,主要包括带有中产阶级色彩的市中心“同志村”。被频繁提到的一些例子有巴黎玛黑区和伦敦Soho这样的同志飞地,还有像悉尼的忏悔星期二游行这样的事件。这些都被用来展示和推销主办城市世界化、多文化、精致的形象。[34] 但这样的文献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在莫斯科,同性恋空间的公开性和地理集中性都没有成为一种突出特征。
正式的酷儿“场所”,包含面向LGBT社群的商业场所与社区组所构成的松散集合,在莫斯科只有比较短的历史。[35] 商业性的同性恋空间直到90年代早期才出现。这既是因为苏联对男同性恋性行为的犯罪化还有对各种同性欲望的污名化;也是因为苏联在公众讨论中严格审查性话题而且缺乏消费导向的娱乐业,导致性和性行为的商品化进程被广泛推迟。到2000年代中期,莫斯科这个俄罗斯最大最富足的城市,举办了频繁的商业活动,包括一系列的俱乐部、咖啡厅、餐厅还有最成功的国内LGBT信息资源,比如门户网站gay.ru(建于1997)还有精美杂志Kvir(2004)和Pinx(2006)。莫斯科还设立了一大批非政府组织(NGO)和第三产业组织,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市内有若干个女同、男同、LGBT组织和草根倡议团体,既有成立已久的,也有历史还比较短暂的。
尽管莫斯科建立了发展良好的同性恋空间,地理集中性并没有成为商业场所和社区场所的特征;它们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分布于莫斯科的各个区域,没有形成一个易于识别的酷儿飞地。在我实地调查的时候,有些场所,比如同性恋酒吧12 Volts、LGBT组织la+la(通过gay.ru的商务事业设立在同一个地点),都位于莫斯科中心的林荫环路上,但没有紧密相邻。其他的一些像Udar club,Lesbian and Gay Archive,Klub Svobodnogo Poseshcheniia,就位于花园环路以外或者城市郊区这样的边缘地区。其他的社区和商业倡议则是巡回式的,比如每月一度的蕾丝边音乐会,由商业机构Labrys举办,时间上很有规律,但是地点都是在为商业事务和当地官方准备的临时租用区里。
莫斯科的酷儿场景不是一下变得公开和易于识别的,这表明,某种程度上,在后苏联时代,围绕着城市核心区中产阶级化的城市重建以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保持谨慎也许可以作为一种策略来避免不必要的甚或带有敌意的关注,因为不管是商业的还是社区的倡议都拥有一定的隐私性以及保密性。其中商业的倡导更为公开一些,因为它们的可行性和成功性都有赖于是否能吸引到主顾:为俱乐部、酒吧、节庆日打的广告不仅仅登在同性恋刊物里,也登在像TimeOut Moscow和Afisha这样的主流杂志的“同志生活”版块里面。但即使是最成功的例子,对外界来说也不是明显地被指示或标示为“酷儿”的:比如市内最早的同志酒吧之一12 Volts,座落在中央特维尔大街外;它的正门开在背后的一个院子里,那里只有一块画着彩虹旗的小牌子,表明这是一个同志场所,而特维尔大街上(另外一个入口)这边就只写了“12 Volts俱乐部”这个名字。商业场所决定不把“酷儿”特征表现地那么公开,这可能是考虑到客人的安全问题,就像一些俱乐部建议客人一直待到关门时间(早上6点),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对同志的暴力行为。莫斯科LGBT社区组织和倡议的公开程度很低,典型例子就是Lesbian and Gay Archive。这家档案馆原来是私人公寓,因为缺乏资金无法租用独立场地,所以藏品只能每周对外展览一次。在本地LGBT媒体上,它只公开了电话号码;而对新的来访者来说,具体地址(在莫斯科西北部)要电联才能得知,最常见的了解它的方法就是通过“知情”人士带路进去。
确实,社区倡议一般在公众眼里都不知名,它们关注的是通过组织休闲活动还有在“日常”问题上给予支持和建议来打造社区。和资金充裕又专业化的西方LGBT慈善机构关注于游说平等权利不同,莫斯科的组织并不主动寻求公众能见度的提升或者追求公开的政治议程。这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资源的缺乏:这些倡议很大程度是自给的,它们没有来自本地的官方认可和财政支持,主要还是依靠活动家和志愿者的工作,同时也经常与其他慈善机构和商业组织共享办公地点。不过保持这样的低调也变成了一种特意的策略,来避免冲突和避免吸引太多关注:比如著名活动家们都不用全名而用化名;有些莫斯科的倡导行动不去进行官方登记,换个说法就是可以被当局否认的;而女同性恋组织Svoi (意为我们的人)的成员也被多次要求从条文里去掉lesbian这个词来换取注册的许可。[36]
莫斯科酷儿空间的低公开性并不代表它一定可以限制在私人背景下而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当地有些更非正式的酷儿空间相反是非常公开的,有些同时面向男性和女性的知名见面地点就在开放的街头上。像Kitai-Gorod是一个对男同性恋来说非常有名的寻找性伴的地方,还有年轻女同性恋的见面社交地点Pushka,位于Tverskoi Bul΄var路上谢尔盖叶赛宁纪念碑旁边,那里也是一个拉拉社群内知名的地点。[37] 在我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聚集在叶赛宁纪念碑前参加tusovka的人们,在观察者的眼中,就非常有拉拉的感觉:女孩们理着运动平头、穿着中性衣服,见面、喝酒、聊天、寻找舞伴,似乎并不在意路人的反应,她们还不时接吻、做些象征拉拉性爱动作的打闹;本地的报刊也有几篇文章提到了Pushka举办的tusovka,某种意义上Pushka的存在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38] 这样的“拉拉空间”占用公众地点是临时自发的,而且不注意的路人也可能完全忽略它,因为他们不会分辨这仅仅是一群年轻女性还是一群tusovka参与者在这个地方集聚。拉拉tusovka是很喜欢这种暧昧性的,这样成员们可以保护群体的边界并且拒绝随意侵入的人。[39]
因此,即使酷儿空间已经极为开放了,也不会被一下公开或者被识别出“酷儿”特征来。而酷儿空间在城市景观里这样谨慎的出场也并不限于莫斯科。[40] 但是有关酷儿世界主义的文献还是倾向于关注有固定领地的公开可识别的“同志村”。相对地,莫斯科的这种场景既没有集中地点也并非突然间公开的。[41] 确实,公开性并非是一定要致力于实现的,一定程度的隐私性对于商业机构、社区倡导、还有类似的一些非正式的小组来说是很受欢迎,甚至是刻意得到培养的。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政治荣辱
序幕
2005年7月28日,新成立的LGBT组织“俄罗斯同性恋人权组织(GayRussia.ru,以下简称GayRussia)”的领导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准备向政府递交申请,举办俄罗斯首有史以来第一个同志骄傲节。[42] 该活动计划于2006年5月27日举行,旨在纪念废除苏联时代将成年男子间自愿性行为定罪的十三周年。莫斯科同志骄傲节以节日的形式组织进行,其特点在于:举办会议,邀请国外嘉宾和活动价参会,开展了一系列社交和娱乐活动,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骄傲游行。阿列克谢耶夫(Alekseev)指出,世界各地纷纷举行着类似的活动,也开始在其他后社会主义城市中进行策划,例如塔林、索非亚等。尽管莫斯科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城市,但仍是欧洲为数不多从未举行类似活动的首都之一。[43] 因此,莫斯科同志骄傲节将这座城市重新定位成一座真正的全球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都市,这也意味着它将象征性地从社会主义的过去中解脱出来。
该新闻发布会立即引来了市政厅的抨击,该市政厅先前曾于2001年禁止组织同志骄傲节活动的尝试。此外,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恐同情结也是人尽皆知。尽管市政厅最后批准了会议及同性恋文化宣传活动的举行,但却一再置国际压力而不顾,拒绝批准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游行活动。然而在国内,市政厅的举动得到了大力支持。国内上上下下的政治家和宗教领袖都对游行都表示强烈谴责。[44] 这也许预见了,首次未经批准的同志骄傲游行活动将以暴力冲突而告终:同性恋活动分子与东正教基督教和右翼民族主义的数十名反同者发生了冲突,随后警方介入,终止了莫斯科同志骄傲节,并逮捕了双方部分示威者。[45] 在随后的几年中,莫斯科同志骄傲节不再以节日为形式,改为上街游行。即使2010年换了新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莫斯科市政厅仍然每次都拒绝授权游行。[46] 在2007年、2008年和2012年,未经批准的同志游行示威受到反同人士的暴力袭击。[47]
莫斯科同志骄傲节以几个重要的途径改变了酷儿空间在莫斯科的表达。首先,它代表了一个对公共空间强烈的公开政治诉求,这与之前组织的任何举措截然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LGBT的文化节日,如女同性恋艺术节和女性歌曲节都在首都举行,这么看来莫斯科同志骄傲节好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一场明显公开化和政治化游行的设想绝对是革新的,因为从前的节日和社区活动只具有社交性和娱乐性,而缺乏明显的政治性,且先前的组织者有意避免媒体曝光引起关注。例如,草根女同性恋组织Klub Svobodnogo Poseshcheniia的领导人Lena B. 在21世纪初会定期发起莫斯科河巡游活动,并将其名为“莫斯科上空的彩虹”。这是一种带着政治信息的社交郊游:当租赁船通过克里姆林宫时,参与者们会挥动彩虹旗帜。尽管这一活动通过挥舞彩虹旗象征性的向公众发声,但是其根本诉求是极为暧昧的。挥舞彩虹旗主要出自参与者的兴趣,并非为了引起公众对同性恋权利问题的关注。[48] 其次,“前所未有的骄傲游行”使LGBT团体获得国内外媒体的空前关注,因为骄傲游行组织者积极宣传该活动,并将“公众能见度”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和调动支持的手段。然而,基于公众能见度和社会认可的战略在莫斯科LGBT团体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分歧。此外,莫斯科的同志骄傲游行将其置于世界聚焦之下,同时也令莫斯科陷入敌对行为和暴力冲突之中,两种相反的作用力最终为莫斯科——欧洲最“反同”的城市——蒙上了双重色彩。

LGBT权益的全国战场:莫斯科
围绕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争论,使莫斯科成为了俄罗斯公民性权利的名义战场。然而,在这次抗争中性权利的诉求与公共空间的诉求是一样重要的。的确,在2006年,尽管为期3天的莫斯科同志骄傲节日的讲座和辩论都按照计划在半公共室内场地中举行,而作为收尾的同志骄傲游行却被明确禁止。[49] 组织者要求政府批准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第一次同志骄傲游行。该游行计划的特维尔大街,是莫斯科市中心主要的大道,可以通往莫斯科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组织者选择该地点,正是看重了其重要的象征性以及最大化的公共可见度,但片区域一直以来都是被用来举办诸如国庆阅兵式等的正式集会,而不是街头抗议和民间示威。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管理部门大刀阔斧地投资建设该地区,旨在振兴并将其建设为民族身份和传统的象征。[50]
莫斯科市政厅的官员们起初以各种各样的说辞来禁止这一活动:如交通阻碍,同性恋活动分子和反同团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以及保证公共安全的极大困难等。[51] 但整场辩论的基调却是由市长卢日科夫(Lozhkov)决定的,他在第一次同志骄傲游行前夕曾说道:
只要我是市长,我们就不会允许这样的游行。我们的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俄罗斯三个主要宗教都强烈反对这样的游行。[ ... ] 一些西方国家也许可以接受同志上街搞游行[ ... ] 但对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来说绝对不行。我们国家遵循“道德至上”。如果任何人在性生活方面时想要偏离正常的原则,那么就不应该展示给大众看。而且我们也不欢迎那些人做出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事。[ ... ] 我要向对此类事件同样表示反感的99.9%的莫斯科市民们表示感谢。[52]
卢日科夫的煽动性言论清楚地表明,禁止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是俄罗斯社会大众对同性恋公开发声的基本立场。这一点在副市长谢斯托娃(Liudmila Shestova)发表的一份文件中得到了证实。该文件指出,尽管现在与苏联时期不同,法律不再禁止同性关系,但通过同性恋节日和游行来庆祝同性恋鼓吹了不道德行为。因此,地方当局有权禁止这种行为。[53]
通过援引公共道德、多数人(异性恋)的价值观以及城市三大宗教群体的道德权威,卢日科夫将莫斯科的形象定位成一座异性恋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性的多样化最多只能被允许在私下进行,但是绝对不能公开庆祝。通过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和道德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抗,卢日科夫也采用一贯的民族主义言辞来为该禁令辩解。当国际人权组织、LGBT组织以及来自西欧和北美的政治家和公众人物试图向莫斯科政府施压以解除禁令时,卢日科夫拒绝屈服于这些压力,并指责西方试图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强加在俄罗斯上,由此破坏了其独特的道德和传统。[54] 卢日科夫所创造的社会叙事造就了俄罗斯传统的堡垒——国家首都莫斯科,它必须免于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侵蚀,而不是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与国际性的国际城市。
在2006年第一次游行之前,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反对声音主导了媒体观点,正如卢日科夫所说,它会违背莫斯科和俄罗斯的传统与道德价值观。莫斯科杜马的议员们及东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信众的领袖们也发表了类似观点。[55] 反对派的言辞不仅加深了“正统道德“的多数派和“离经叛道”的酷儿少数派之间的原有分歧,同时也影响了事情的后续发展。在2006年、2007年和2012年未经批准的同志骄傲游行期间,在防暴警察、东正教徒以及极右民族主义团体的围攻下,同性恋活动分子显得势单力薄。反对者们高声辱骂着、高呼着恐同口号,如“莫斯科不是索多玛(《旧约圣经》中记载,索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不忌讳同性性行为的性开放城市)”。[56] 同性恋活动家及其支持者遭到极右流氓的袭击,而且最初没有收到防暴警察的阻扰。防暴警察似乎与这些反同团体和暴力流氓们合谋,共同破坏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同志骄傲游行再次凸显了公众对骄傲游行的反对,以及对活动分子的社会边缘化。GayRussia的支持者避免了与反对者的直接对抗。游行的地点发生改变,不在最初宣传的地方,而是在一个只向少数酷儿活动家透露的秘密地点举办,以避免遇上聚集在原来地点的防暴警察和反游行的示威者们。然而,反游行的示威者几乎同时占据了平行的街道。尽管游行发生在好几个场所,警方依旧立即闯入现场,逮捕了同性恋活动分子,却对反游行的示威者宽大处理,除非他们实施暴力行为否则不予逮捕。[58] 莫斯科市政府官员身上长久以来的体制化偏见清晰地反映在防暴警察在对待同志骄傲游行的参与者及其反对者的双重标准上。
由于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反动势力得到了政治和宗教当局的支持和推动,该事件未能成功地在莫斯科市中心开辟酷儿空间,也没能公开宣扬和庆祝性的多样性。相反,警察部队和反对派的数量都超过了同性恋活动人员,这使得每一次同志骄傲游行都演化成为对LGBT群体的公然羞辱,成为表现俄罗斯民族主义自豪感的大型现场。反游行示威者们通过高举宗教圣像、十字架和穿戴头巾来捍卫“真正的俄罗斯”,这一举措正呼应了卢日科夫部署的民族主义言论。民众眼中满是体制权威和俄罗斯传统象征对同性恋活动分子的绝对碾压。

酷儿运动,公开能见度和“国家利益”
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中理解莫斯科同性恋骄傲游行及其冲突。这一政治背景以普京的“管理式民主”为特征,俄罗斯民主社会逐步退化为新型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政体。[59] 特别是自2006年出台关于非政府组织工作管理的新法案以来,国家当局扼杀了政治反对派和真正的政治多元化,并且经常限制反对党和社会运动组织的街头示威活动。[60] 对LGBT组织活动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已经不是一种新现象了。[61] 其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草根团体也在2005年前后面临同样的困境。
俄罗斯政府积极寻求方法,意图拉拢和控制公民社会。他们实施更严格的注册规定,且只扶植特定几个领域的志愿组织。[62] 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蓬勃发展。在这一前提下,普京对志愿者组织的第三部门制定了新的法律和政策。但是,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敌对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该法律将公民社会和国家间的可许冲突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2005年杜马通过了一项社会组织法律规范,其中规定任何可能威胁“俄罗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自主、文化遗产和国家利益”的组织,将被合法取缔。[63] 国家对公民社会团体的选择性支持是基于国家特性、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三个层面的考虑的。就像在公共领域一样,私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的集体利益。[64] 俄罗斯对第三部门提供的新法案和财政资源同时也是为了削弱西方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影响,他们担心由西方资助的组织可能会从事危害国家利益或俄罗斯政府的活动。[65] 结果显而易见,这些政策加强了非政治或亲政府组织,孤立了更多的反抗性团体或组织。[66]
民族主义和极端右翼组织通常受益于国家对公民社会团体的选择性支持。政治当局和极端右翼民族主义组织之间极为相近的意识形态为极端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拥有更高的公开表达度和相当的合法性,因为“普京总统一贯对强大的俄罗斯形象、东正教正统象征、军国主义措辞的呼吁[. . .] 从而催生出社会对民族主义的顶层需求。[67] 在另一方面,LGBT团体组织则被归入了反动团体的范畴,政府因而往往借国家利益的名义,打压其活动。在第一次极具争议的莫斯科同志骄傲节结束的几个月后,普京被问及其对同性恋权利态度时回答道:“我对同性恋骄傲游行和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很简单,而且它与我总统所要履行的职责相关,即我们国家最大问题之一——人口危机。”[68]
普京的这一评论暗指,任何对“性少数群体”的公开支持或认同都无异于损害国家利益,因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俄罗斯的人口危机问题,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使得鼓励生育及保障家庭政策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69] “同性关系对国家的生育率有害无益,而生育是每个良好公民应尽的责任,”这一论点常被用来为限制非异性恋常态性向的公共表达正名,因为非异性恋被认为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事实上,在关于人口危机的争论中,低出生率是由于该国日渐下降的道德观念和逐渐宽松的性观念所致,而这两个因素往往又归因于西方文化的影响。[70] 这类论点继续被用来反对性健康教育,并限制女性在生殖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俄罗斯政府一贯采用歌颂母性和颂扬核心家庭价值的言辞,同时贬低非生殖性行为,并将俄罗斯社会中同性恋日渐增长的公开表达归咎为西方社会影响。[71]

性的世界主义及其不满:国家和国际的团结
虽然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已经获得足够的国内外媒体报道,但它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尽管该事件促进了国际团结,但确实造成了当地LGBT群体间的分裂。无论支持或反对,以及地方、国家和全球行动主体的参与或缺乏,都会引起对游行组织者战略性运用公开表达和人权话语的反思,并且更广泛地反映出国内与国际社会有关世界主义性政治的冲突。[72] 事实上,受到“性民主”理想以及参与更广泛的全球LGBT运动愿景的启发,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乃至GayRussia组织者运用的政治策略,都极具世界性。[73] GayRussia是人权组织,成立于2005年5月。[74] 通过在人权,平等,社会认可和公众能见度等方面展开推广,GayRussia在日益全球化的LGBT运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75] 然而,尽管吸引了国外的大力支持,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从当地LGBT群体或其他俄罗斯公民社会组织获得有效支持。[76]
在2005年,宣布举办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计划的几周后,GayRussia的领导人在阿列克谢耶夫在一场电台辩论会上解释了该活动的目的:“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展示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他们像其他人一样也是人,他们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这会帮助同性恋意识到他们并不形单影只,他们有自己的群体归属。他们将会明白并不是孤军奋战。尽管国家不帮助他们,但他们可以迫使国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77]
然而,尽管阿列克谢耶夫有着各种美好设想,但GayRussia未能获得其他莫斯科LGBT组织和行动的支持。来自许多更加成熟的群体项目的代表们对GayRussia持保留意见,因为GayRussia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其领导人之前几乎没有参加过当地社区的活动。[78] 更重要的是,其他莫斯科LGBT组织的领导人强烈反对在莫斯科市中心举办一场极其公开张扬的同志骄傲游行,他们担心该活动会被视为是在俄罗斯境内的挑衅行为,并对LGBT群体造成负面效应。此外,他们也对参与者的安全表示担忧。一些活动家与ILGA- Europe(国际男女同性恋协会欧洲区)签署了一封联合信函,与骄傲游行划清界限,并联合组织一场名为“彩虹无边界(Rainbowwithout Boundaries)”的同性恋文化节来取代同志骄傲游行。这场文化节于2006年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几周前在室内举办。[79] 随后发生的事件似乎印证了他们的担忧,即公共能见度的提升使LGBT群体更容易成为暴力袭击的对象。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及文化节都成为了极右暴力青年们的攻击对象。
尽管阿列克谢耶夫预计在2006将有2000人参加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但每年仅有几十人参与游行。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恐吓气氛令人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游行确切地点的隐秘性。[81] 矛盾的是,一个号召俄罗斯LGBT社群集会的活动,相当多的参与者是西欧的国际人权组织、LGBT组织和身为政治家的外国代表,这在2006年和2007年尤为明显。[82] GayRussia选择呼吁国际群众,而不是当地LGBT群体,并确保最大限度的媒体曝光,似乎反映了其在世界性方向上有意采取的一种策略。的确,外国客人的高调参与确保了在国内外媒体对此的广泛报道。尽管实际参与的人数非常有限,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依旧获得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83] GayRussia部署的策略毫无疑问地在国际上反映良好,因为它们借助了植根于西方传统LGBT活动主义所强调的公众能见度、社会认可和人权等令他们耳熟能详的话语。然而,正如此前对“西方援助在支持俄罗斯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表明,呼应西方观念的议程可能与当地草根组织的优先诉求相距甚远。[84] 在2009年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后,一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卫报》和世界各地的LGBT网站上,文中阿列克谢耶夫表示:“我们在慢慢瓦解民众的恐同态度。通过在媒体上的能见度,我们正在推动酷的存在的正常化。自2006年以来,我们成功发起了机场莫斯科同性恋游行,人们对同性恋不再大惊小怪。前路漫漫,但我们将逐渐赢得人心,尤其是俄罗斯的青年一代。”[85]
英国社会活动家塔切尔(Peter Tatchell)撰写了这篇文章,他同时也是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多年以来的参与者。他对该组织者所采用的策略有着积极的评价,并补充道:“同性恋游行组织者认识到,只是开个会、在杂志上写两篇报告或是闷声不吭地连夜静坐抗议对政府几乎是没什么作用,也不会对公众意识产生任何影响。只有像同性恋骄傲游行这样可见的,具有挑战性的行为,才能将酷儿问题置于公众和政治议程之上。”[86]
尽管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整体影响力难以精确衡量,但最近的事态发展并不令人乐观,很难说他们成功地“改变人心所向”。在2012年初,VTsIOM,全俄舆论研究中心(Vserossiiskii tsentr izucheniia obshchestvennogomneniia)发起一场投票显示,将近90%的俄罗斯人支持颁布禁止“同性恋宣传”的法律,其中只有6%的人真正遇到了同志宣传。在俄罗斯最友同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中,碰到同志宣传活动的人数上升到了14%。[87]
国内支持的几乎缺席的情况下,GayRussia似乎主要依赖于国际社会对国家施压,以促使改善LGBT权利现状。然而,高调的国际支持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势微,到2009年,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受到白俄罗斯合作组织的支持,游行的参与者也大多是俄罗斯人。[88] 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已经有了一个国际平台来批评莫斯科当局和俄罗斯政府,谴责其对同性恋活动家的集会权和表达权的侵犯。此外,GayRussia对莫斯科市政厅提出上诉,控告其一再禁止在首都举办同志骄傲游行的行为。在国内法院多次驳回此案后,该案最终递交到欧洲人权法院。[89] 追求形式平等和公众能见度的诉求,拿国家政府对LGBT权利对不公正记录大做文章,成为在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也行之有效的成功策略。尽管主流政党和民众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这些国家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引入了对同性恋友好的法律变革,以符合欧盟或欧洲委员会的要求。[90] 但是,鉴于俄罗斯在“新”欧洲的边缘地位,以及与西欧和前苏联集团国家关系的恶化,来自欧洲机构的压力可能对其影响不大。阿列克谢耶夫在欧洲人权法院控诉俄罗斯案的结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法院于2010年判决阿列克谢耶夫应获得俄罗斯政府的经济补偿,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俄罗斯政府仍旧拒绝给GayRussia签发举行同志骄傲游行的许可。[91] 在俄罗斯的社会环境下,单靠诸如公众能见度、国际合作和指名道姓的谴责这些战略,性政治最多只有不确定的影响,最糟可能适得其反。事实上,GayRussia依赖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无意间加强了全球LGBT政治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绑定关系,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据主流。
无论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优点如何,其最大的局限在于它未能与莫斯科乃至全国LGBT群体产生任何有意义地接触,也未能与俄罗斯境内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建立联系。矛盾的是,GayRussia仰仗国际社会作为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仲裁者这一行为,似乎反过来印证了卢日科夫的话,因为其单单强调全球和世界主义对国家和地方的道德优势,而并未能在这些维度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对话。这里的危险在于,GayRussia的性世界主义也许是一种抽象和规范的价值观,但这与当地的现实和愿望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这因此导致国内立场的两极分化,最终话语权落入集权主义和性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之手。
虽然在莫斯科,酷儿空间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是谨慎而隐蔽的,但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通过表达对在公共酷儿空间的诉求,以及将酷儿公众可见度赋予政治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了酷儿空间在这个城市的表达形式。本文将政府对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反应置于国家框架下进行分析——俄罗斯反动运动的钳制和反西方、性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组织不是作为一种全球政治的进步和对性多元化的接受的标志,而是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指代,其本土解释最终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
如何将性取向用于构建当今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的规范和排他性,这是在性学研究中探讨的一个主题,但在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更广泛分析中往往被忽视,而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所遭受的敌对则凸显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92] 这个角度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正如围绕女权朋克乐队——造反猫咪乐队的活动和惩罚的争议表明,性权利和性自由已经成为激烈的政治角逐的角斗场,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尽管文章中描述的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感缺乏国内支持,但围绕反普京运动而凝聚的各方力量可能会在俄罗斯的性权运动方面产生新的协同效应。例如,最近由反普京派组织的示威活动在莫斯科吸引了大约20,000名参与者,其中有来自LGBT群体的特派人员以及被监禁的造反猫咪乐队成员的支持者。[93]
跳出俄罗斯的背景,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虽然未能实现莫斯科市中心的酷儿空间化,但是引发了他们对如何结合具体情境运用斗争策略的批判反思(原有的翻译:战略分析具体情境能力的批判性反思)。他们采取的策略利用社会能见度、社会认可、人权,不断追求开放及尊重性多元化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关于都市主义和酷儿空间的文献对同性恋能见区域和骄傲游行在建设世界性和全球性城市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突出了如何把社会能见度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来构建酷儿社区。然而在俄罗斯,公开能见度是否是赋权和赋能的概念有待商榷。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的结果表明,在国家扶植恐同情绪、当地政府不友好以及专制政治崛起的背景下,公开能见度反而会煽动起危险的火星,造成与LGBT社群的疏远与脱节,无法获得更广民间社会的支持,同时令同性恋活动分子暴露在非常公然的受害和羞辱之中。莫斯科同志骄傲游行严重依赖跨国合作网络的支持,视全球公民社会高于国内公民社会,这都说明了援引性世界主义所隐藏的风险。在确保国际媒体曝光度的同时,这种方法假定国际社会能够有效地充当全球范围内性公民权的仲裁者,而未能承认全球人权政治中矛盾而又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事实上,“性民主”被认为是欧洲或西方的价值观,持有规范且民族中心的内涵,并在西方本土推动了一个新的排外的性民族主义,因此LGBT权利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成功发展和现代化的标准,而且凸显外国和移民群体的种族特征。[94] 这些观点反映了门迭塔(Eduardo Mendieta)对世界主义理想中全球与本国之间紧张关系的认识性讨论,以及认识本国力量的需要,毕竟“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一个人如果不从某个地方出发,就不会是世界性的。”门迭塔反对规范性的、“帝国霸权的”世界主义倾向,批评“无视或忽略自身物质条件及可能性”,呼吁牢牢扎根于本国国情,与当地、国家和国际行动者展开积极对话,基于相对主义和情境化的普遍主义提出诉求,从而建立一种稳固的思辨世界主义。[95] 因此,不像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对性别“他者”的世界性开放并不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正如最近关于跨国性政治的研究。[96] 为了解开在全球性政治领域中世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我们需要更加当地情境化的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为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将后共产主义地区视为“新”欧洲一部分或是欧洲新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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